《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的古史观

作者:云泽比特 / 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8-04-29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司马迁对先秦时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如《世本》《大戴礼》《尚书》《孔子家语》《春秋》《国语》等)加以整理和谨慎选择,并亲赴各地做采访调查(“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有体系地叙述了传说时代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事迹。司马迁客观求实的治学态度固然值得敬佩,但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与其说《五帝本纪》是信史,不如说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古史,它反映的是司马迁的“古史观”。

《史记》五帝谱系
读《五帝本纪》,不难概括如下几个特点:
一、五帝之血缘关系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五帝从黄帝到舜禹,为同一家系。颛顼之后诸帝,皆为黄帝与妻子嫘祖的子孙,血统一脉相承,只不过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国号,用以彰显各自的德业。
二、完美的帝王形象
司马迁笔下的五帝,个个都是伟光正的全能王,他用尽了溢美之词:
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
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

明代《历代古人像赞》本五帝形象
三、华夏中心观
1.五帝之德化四方。如黄帝“抚万民,度四方”;颛顼(之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舜之“诸侯远方宾客皆敬”“蛮夷率服”。
2.四凶流四裔、以华变夷。司马迁的华夏中心观,最典型地体现在“四凶流四裔”的叙事中:“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不断变动、扩张的疆域概念
从黄帝到尧舜,“中国”的概念是变动的,具体体现在疆域的扩张上。
黄帝时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颛顼时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尧时期:东至“郁夷”(旸谷),西至“西土”(昧谷),南至“南交”,北至“幽都”。
舜时期:“(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黄帝时代疆域形势图

禹贡九州图
以上是司马迁《五帝本纪》的几个显著特征。要究其真实,需要借助上古史研究、考古学等知识,不在此处讨论范围。这里不妨从叙述的角度谈几点:
一、为什么是“五”帝?
日本学者松丸道雄认为,五帝的说法基于战国时代以后成立的五行学说。中国历史上有关“五帝”的版本有很多,除了司马迁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版本,较常见的说法还有伏羲、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和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版本。松丸道雄认为,“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而其内容却因文献而异,追究五帝具体是那几位王者或许并无太大意义([日]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p19)。BTW,不同的数字在中国历史上承载着极为复杂的象征意义,如“一”、“五”、“九”、“十二”、“二十八”等,此处略。
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1924年,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一封回信中如此说道: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收入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顾颉刚(1893-1980)
这就是近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古史辨”派。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探寻一下历史上有关“三皇”“五帝”的建构史。
五帝:西汉司马迁在编撰《五帝本纪》时,尽可能地选择确凿可靠的文献史料,而不采用难以确定的神话传说。他的叙事从黄帝始,黄帝是因为神农氏的子孙缺乏德行,于是取而代之成为天子。但他对传说中的神农氏没有进一步回溯展开,而对于尧之后的历史记载详尽(此部分多来源《尚书》),这体现了司马迁对史料来源、客观历史的高度自觉和谨慎。
三皇:唐代司马贞为《史记》补撰《三皇本纪》,记载了伏羲、女娲和神农的故事,将中国上古史再往前推了一大步。但实际上,“唐代的儒学家们其实不过是把流传于当时的三皇传说进行了整理归纳而已。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祖先以及人类的起源问题,传说的体系化也可说是这种情势下的必然产物。”([日]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p26)
盘古开天辟地:三国时期吴国的徐整编著《三五历记》,书中搜集了流传于南方少数民族间的神话,把盘古归为开天辟地的汉族祖先,将古史推至世界的初创时代。
当然,以上种种神话传说的内容本身自远古以来可能即广有流传。但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条日益清晰的历史脉络,无疑是在历史上不断地被加以完善和系统化而成,是人为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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