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宝鸡青铜器纹饰

作者: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 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8-07-09

一提到青铜器,可能都离不开饕餮纹。在宝鸡青铜博物馆参观的过程中,接触到大量陕西一带出土的青铜器,间或有纹饰被称作“饕餮纹”,但究竟什么是饕餮,什么是饕餮纹,多数人终究还是不大说得清。
关于饕餮,史书有载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尚书·舜典》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宋蔡沈集传:“《春秋传》所记四凶之名与此不同,说者以穷奇为共工,浑敦为欢兜,饕餮为三苗,梼杌为鲧,不知其果然否也。”可见在古书中“饕餮”本是缙云氏之子,尧舜时的恶人,以贪食厚敛闻名,后被流放四夷。
关于青铜器纹饰记载,最早始于《吕氏春秋》。“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周鼎着象,为其理之通也”;“周鼎着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周鼎着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周鼎着鼠,令马覆之,为其不阳也”。据容希白《商周彝器通考》,“今见于彝器者,有饕餮、象与窃曲,而无倕与鼠”。今之所见“窃曲”,根据形态描述大概应指卷曲的夔龙纹。
多数人对于饕餮纹的认知往往是中心对称、有首无身的兽面形象,但至今学界并没有能对于“饕餮纹”下一个严谨的定义,因为每一种定义往往都会见出例外。例如有人以眉、目纹为标准,但早商二里岗期的一些饕餮纹其实是没有眉纹的,而且这样如果出现单一的一对眉纹和目纹,显然不能将其定义为饕餮纹。黄厚明则将身、首作为区分标准,认为以往“有首无身”的说法是将身纹看做饕餮纹之外的装饰纹的误区造成的,因而试图从身、首的形态以及位置关系来对饕餮纹进行判断和分类。可是例如下图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商代饕餮纹四足鬲,其腹部所谓的饕餮纹饰是很难分清头部和身体的,我们直观能够清晰辨认的只是目纹和上方的眉纹,此外其他部分很难准确对应到具体的身体部位。或者有另一种可能,该处饕餮纹在适应鬲的特殊形状的时候对一些部分的纹饰进行了扭曲和变形,从而导致一些器官的消失和异化。

根据下图我临摹出的纹饰,我们可以看到其形态已经近乎完美地顺应了鬲的器形,整个纹样呈两个梯形,几乎是鬲的两足横切面的样子。而纹样的内涵形式也在更高级的层面上与器形相和谐:在鬲两足相接的中缝,横向纹样向外呈放射状,随着鬲足慢慢展开,最终在鬲足最宽的地方绽开两只略显夸张的眼睛,随着器形略向下垂,一方面勾勒和强化了鬲足的流线美,另一方面又很好地体现了器物的张力和稳健。

据了解,整个商代都未发现器形、铭文、纹饰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雷德侯经过细致比对发现同件青铜器上即使内容完全相同的铭文,其样式都会产生细微差别,这也说明当时青铜器数量众多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模具。这一情况到公元前6到前5世纪才得以改观。战国侯马遗址发现大量铸造青铜使用的陶范,而据推测,这些陶范也只是被分组使用,并不直接铸造器物的整体。通过对于青铜器纹饰的临摹,我发现两边对称的纹饰也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工业的对称不同。在一些极其细微的弧度、末尾上翘程度或线条的倾斜程度上两边有时会有肉眼可辨的差别,更不用说更细微处,如空隙间填充的云雷纹,则随意性很强,大概出于工匠的手工制作,成品的样貌基于工匠的所学习和掌握的铸造工艺、时代审美标准以及工匠自身的审美水平和艺术平衡能力,而并未精准到量化水平,因而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也是饕餮纹多样化、难以科学定义的原因之一。青铜器上的纹饰就像是一首传唱的民歌,每一个参与传承的人都会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造,类似于歌词的增删和调式的变化,融入自己的性格。这种创造甚至是无意识的。这样饕餮纹就在不断演变中留下了历代工匠自我的痕迹。这种随意性迟早会在个别器物上集中爆发,例如湖南省博物馆藏的大禾人面方鼎。

饕餮纹多以兽面为主,而人面方鼎上的人面纹颧骨突出,嘴角较宽,双目圆睁,嘴唇微张,神情沉寂,有很强的写实性,给观赏者带来一种极其别样的审美情绪。而从形制特征上判断,其有标志性的两爪和夔龙纹、云雷底纹,依然属于饕餮纹。很多人都在推测该纹饰何以如此反常,采用写实手法表现人脸而不是想象中的异兽。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是青铜器纹饰随意性的体现,它的成型可能并不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创作需要或者创作理念,而是出于某些极其偶然的契机,例如工匠的突发奇想。
黄厚明分析,后来被称作“鸟纹”和“夔纹”、“龙纹” 的纹饰本身是由饕餮纹身体部分的纹饰进行改良而产生的。鸟纹和龙纹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界限,通常情况下把有明显凤鸟特征(例如头冠、翅膀)的纹样称作“鸟纹”,而没有这些特征的称作“夔纹”或者“龙纹”。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个饕餮纹由两个夔龙纹两首相对拼合而成。例如宝鸡青铜博物馆所见单父丁卣,其腹部纹饰乍看当似饕餮纹,可是仔细分析发现明显是由两只两喙相对的鸟纹构成的。对照该馆另一件重器何尊表面的纹饰,我们可以看出单父丁卣的鸟纹与兽面纹有着密切的联系:兽面原有的大眼睛分别成为侧视的两只鸟的眼睛,靠近鼻梁的眼角变成鸟喙,眉纹缩简成鸟冠,鼻孔的漩涡纹变成了鸟挺起的胸部,面颊纹饰则成了鸟翅部分。

(单父丁卣)

(何尊)
此外还有另种更为常见的纹饰,如下图类似夔龙纹,也是将饕餮纹变形而成。面颊和身体的界限被打破,保留脚爪的部分,整体拉长形成龙的造型。

宋人吕大临在《考古图》中首次将“饕餮纹”与兽面纹相对应并探讨其意义,当是“饕餮纹”研究之始。而饕餮纹究竟是否与兽面形象对应,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很多人也将鸟纹、夔龙纹等纹饰纳入饕餮纹体系之下。较为严谨的说法还是将兽面形象命名为“兽面纹”。其中宝鸡青铜博物院藏兽面纹双耳方座簋最为典型。
通过对其纹饰的勾勒,我们能比较清晰地看到簋身和方座上都有一个兽面的形象,它们也符合人们传统观念里最常见的“饕餮纹”的特征:头、眼、眉、鼻、口、爪、额、身等部位俱全,其中头部得到最大程度的凸显。




细究其形,方座簋的纹饰基本构成大概有上图两类,有些是“横平竖直”的,有一些会有圆头的涡纹。这让我想到纹饰的本质是一种装饰,并以填充的形式呈现。一个“丁”字形的纹样,就能够规定它在纵横方向上所要占据的空间;涡纹与那些笔直的纹样又相映成趣,增加了图样的丰富性;末尾翘起的角如同房屋的飞檐,在空白的天空当中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起到装饰的作用。在这些轮廓里浅线勾勒的花纹,也是一种能够使图样显得复杂多样的填充。
同时我也想到青铜器纹饰在本质上被普遍认为起着“护符”功能。它们被镶嵌在国之重器上,并非像《吕氏春秋》中记载的那样“以言报更也”,而是起到另一种震慑作用。这些异兽狰狞的面容,仿佛是在守护着国家的象征,维护着君权不可侵犯的尊严。记得在宝鸡青铜博物馆参观的那天下午,馆内前来参观的人很少,博物院里光线幽暗,橱窗里青铜器的纹饰在顶光照射下轮廓更为凸显,那些猛兽的面容也显得更为生动而狞厉,仿佛穿过千年的时光依旧偏执地给到访者以震慑,使人骨寒胆颤。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珍贵的,只有亲自站在它们面前,才能真实感受到这样鲜活的气息。
根据容希白在《殷周彝器通考》中对青铜器纹饰的若干分类,宝鸡青铜博物馆所见纹饰较有特点的青铜器还有如下几个:

西周三年兴壶,颈部是典型的“环带纹”。《殷周彝器通考》曰:“其状一波纹之带,上下填以窃曲纹及环纹若‘㕣’字。”

(单五父壶)
单五父壶,其腹部纹饰如此,与下图国家博物馆藏西周颂壶纹饰极为相似,容希白将颂壶纹样划归“蛟龙纹”,载“其状蛟龙蟠绕,通行于西周后期”。在青铜器纹饰中,鸟纹、龙纹之属多为侧视,这种正面直视的蛟龙纹似乎自成体系,其蟠绕方式充分体现了对称美,又在稳定和柔和中达到统一,可能在西周后期程式化,同行于某类器物。其纹样布局特征为一首两身的蛟龙,判断为蛟龙的依据大概是头顶的两只角。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娲伏羲两蛇交尾的图样,其中可能也蕴含着的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

(颂壶)

秦公镈,出土一套共有三件,大小依次递减,最大的这件高75.1cm是1975年村民家房屋因雨水多而塌陷,进行修缮的时候发掘出来的。秦公镈三件形制、铭文、纹饰基本都相同,且其铭文还可以用以印证传世《史记》的讹误。铭文中记载秦国“文公、静公、宪公”三代世系,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相同,而《秦本纪》作“文公、净公、宁公”,其“寜”与“憲”形近易讹,有可能是司马迁在写作时产生的笔误。
但秦公镈最让我瞩目的是其器身上蟠绕以及扉棱上透雕的夔龙纹饰。左右两条扉棱上的形状是九条蟠曲的飞龙,前后两条则是五条飞龙和一只凤鸟,顶部各有一龙一凤,背向相对并向后回首。镈身上下各有一条带状花纹,由变形的蝉纹、窃曲纹和菱形纹组成。器身带纹间的区域被扉棱分为四部分,每部分上又有四条龙两两蜿蜒交蟠。
通过对器身上两两相蟠的夔龙纹进行描摹,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其近乎完美的线条和结构。两条夔龙的大小和头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却在整体上保持着和谐一致,整个图式只有三条主干,但线条的极度简练却并没有导致纹样的不完整,各线条间以夔龙的角(或耳朵)及翅连接起来,一条连接了两龙首,另外两条在龙首周围环绕以增强回环的蟠绕感,断者不似断,连者不似连,达到两部分力量的均衡,构成整体古朴精致,轻盈又空灵。这样并不对称的纹饰,其实是一种排列或者摆放。当一件事物被“纹饰化”,它自在的意义也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装饰意义。这一点在秦公镈上被体现得很明显。观赏者不再在意上面盘亘的东西究竟是龙还是凤,而是被它们的蟠绕吸引,弄得眼花缭乱,忘记了探求它在历史上的地位,而被眼前作为“艺术品”的古代乐器吸引。
但是此次西安之行,在宝鸡青铜博物馆看到的让我最震撼青铜器其实是㝬簋。“㝬”音“胡”,是周厉王的名字,其腹部铭文记录了周厉王祭祖祷告的内容。㝬簋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最大腹围136厘米,形体魁伟,是簋当中最大的一件,被称为西周“簋王”。其外形侈口宽体,鼓腹圈足,下附方座,颈和圈足饰兽体纹,腹及方座饰直棱纹。

最惹人注目的是㝬簋的两耳。如前文提到的兽面双耳方座簋,所见簋的耳部都宽阔硕大。其耳部的作用并不像我们当今日常见到的容器的手柄,而是用以装饰。一件器物末端的宽大会使我联想到“喇叭裤”代表的一种审美心态。它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在于底端的宽大给人一种稳定的感觉,并且走路带风,气场宏大,飞扬跋扈。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或龙凤仕女图)当中女巫夸张的裙摆也能让人产生同样的审美感情。

如下图在细致临摹㝬簋右耳的形状及纹饰后发现其形似龙,整体的线条又飞扬灵动,显现出类似凤鸟鸟冠的某些特征。整体大概由两个环状结构构成,最上部的飞角高高耸起远高于器身,中间的半环于耳部拐角反向相互咬合,把整个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力场相交的位置由一个类似眼睛的纹样来突出,在轮廓和张力上都给予精准的表达。下方有珥,与最上方的突出的飞角交相辉映,使整个耳部上下方结构均衡不致头重脚轻,造型完整又不致呆板,在簋的两边仿佛一双展开的翅膀,简洁中露出大方,神秘中露出狰狞,使得整个㝬簋高大魁伟,端庄壮丽。

此次宝鸡青铜博物馆之行,让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有机会站在这些青铜面前。据说它们本是“彝器”、“吉金”,作为国家重器被供奉和膜拜,在铸造之初都闪闪发光,经历了千年的沉寂如今已经变青发暗,在重见天日之时也历经磨难。在感叹先人工匠高超的技艺和审美水平的同时,我为狞厉和肃穆震撼,也为时光的流逝震撼。它们让我看到金属与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与那些上古异兽的眼眸相对时,它们的存活让我看到历史的存活,也看到自己的存活。
参考文献:
[1]容希白:《商周彝器通考》,台湾大通书局,1973年12月
[2]张润棠:《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青铜世纪——宝鸡青铜器》,三秦出版社,2005年
[3]上海博物馆:《宝鸡六章:青铜之乡的考古学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4][英]E.H.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
[5]韩鼎:《饕餮纹多边性研究》,《中原文物》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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