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的世界著名学者——盛成

作者:仪征史志 / 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8-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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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成(1899.2~1996.12),原名盛延禧,字成中,后改名成。这位世纪老人,有着传奇的一生。他少年参加同盟会,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参加过“五四”运动,留学法国期间参与组建法国共产党,回国后投身抗日救亡,是一位民主革命斗士和坚定的爱国者。他出生于汉学世家,受过佛学浸润,精通法文、英文,兼通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拉丁文和马来语,担任过巴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用法文和中文创作和翻译了多种文学和学术著作,是一位集作家、翻译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他28岁时用法文创作的传记文学著作《我的母亲》,轰动法国文坛,被翻译成德、日、英、西班牙等19种文字,风靡世界。由于盛成长期为中法文化交流和法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法国政府授予其荣誉骑士军团勋章。

盛成
(一)
盛成,1899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江苏古城仪征县城天宁塔下的一个式微的汉学世家。家庭环境,特别是父母、长兄,乃至保姆的思想、人格和品德对盛成的成长都具有极大影响。
盛成出生的清光绪二十四年,干支为戊戍年,就在这一年,“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随之“义和团”农民运动席卷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接着就是“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凡是有爱国心的读书人都难以压抑地发出内心的呐喊。盛成的父亲盛元龄就是这样一位读书人。这位光绪戊子科的秀才,在仪征乐仪书院所写的几篇策论文章中,不仅敢于鞭挞时政,暗含机锋地斥责慈禧专政的朝廷是“野狐升座,榻旁闻鼾睡之声”,“秋燕巢梁,苑里惨凄凉之况”,而且还大声疾呼:“士气之宜升,国耻之必洗”,要像当年勾践卧薪尝胆那样,“生聚十年,教训十年”,“削平大难,寻复大仇”,“立大功,成大业”。这位睁眼看西方,倾向于维新的秀才,深得仪征县令赏识,就在盛成出生的第二年,被延为仪征县东门正董,为乡梓服务,为自己的报国之念做一点事情。后来,又捐了贡生和县主簿,被派到浙江杭州,做了一个万寿宫行宫的委员,兼任浙江银铜圆局物料库兼煤炭厂司员。尽管位卑薪微,家庭拮据,他仍然不放松对自己儿子盛白沙和盛成兄弟的教育,延请教师到家塾执教。可惜这位热心报国,有志难展的青年,因为远离亲人,操劳过度,加之忧于时艰,心情抑郁,年纪轻轻就患了咯血之症,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公元1905年3月30日)客死他乡。这一年他才36岁,他的大儿子盛延祺(白沙)十一岁,二儿子盛成也不过六岁,三儿子延武刚出生一个多月。其人虽逝,然而他留下的那些激情洋溢的热血文字,却成为爱国主义思想乳汁,哺育盛氏兄弟成长。
除了父亲的影响,直接抚育盛氏兄弟成长的是他们的母亲。母亲郭汝功出生书香名门,虽然目不识丁,却识事识理,是一位平凡而不平凡的女性。在丈夫英年早逝,上有独断专行的婆母,下有一群年幼孤雏,以及丈夫生前欠下的一堆私债的艰难困苦中,她以卧病三年柔弱之躯,抱“死里求生”的坚定信念,含辛茹苦,挑起一大家生活重担,且深明大义,支持儿子投军报国。在大儿子盛白沙十五岁到南洋水师学堂以后,又支持二儿子盛成进南京陆军学堂。母亲的艰难际遇,母亲的坚强意志,母亲的善良品格,在盛成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1918年,盛成在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期间,就写成《盛氏母范》一文,寄给在黄浦肇和军舰的兄长盛白沙。后来,盛成在法国又把这一切写进了《我的母亲》一书,让这位善良、贤德、坚毅的中国女性的典型,打动千百万异国读者。

兄长盛白沙,这位“男儿生逢乱世,当挥三尺剑,立不世功”,青年投身海军,紧跟孙中山先生革命,并表示“不要名、不要钱,不要命”,29岁就光荣牺牲的辛亥革命先烈,更是盛成走向革命的领路人。
影响盛成成长的除了他的父母和长兄,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她就是被盛成称为“亲人”的万妈妈。万妈妈是位农村妇女,家住铜山根万家庄,没有亲生子女。盛成父亲去世后,万妈妈成为盛成母亲的唯一心腹之人。盛成是在万妈妈怀抱中长大的,是万妈妈一口一口喂大的,她对盛成一直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呵护备至。为了盛成,她敢于顶撞家中的太上皇——盛成的老祖母,她敢于阻拦要打盛成的家塾先生,甚至理直气壮地对先生高喊:“请你来教人的,不是请你来打人的”。在长辛店,盛成得知万妈妈去世后,好比死了亲娘,悲痛万分,夏天回仪征时特地到万妈妈坟前祭奠,号哭痛呼:“妈妈,你在哪里?你喂我的饭,还在我的肚子里,你教我的话,还记在我的心里”。可以这样说,盛成从小就得到穷苦人万妈妈爱的滋养,因而一生热爱劳动人民,同情被压迫者。
(二)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盛成5岁,开始启蒙,家里聘请一位汪姓塾师教他们兄弟和其他孩子。这位长着一把黄胡子被学生戏称为“汪黄胡子”的老学究,对学生非常苛严,动不动以戒尺体罚学生。盛成从小就有“叛逆”性格,有时还故意耍一些小聪明为难老师。有一次写字时故意在马字左上角多加一撇,老师责问他时,他还说这是西藏的犀牛,是马的老祖宗,当然得到的是一顿戒尺。从来没有读过书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十分用心,希望孩子得到好老师教育,于是将这位老师辞去,聘请本地秀才古思公当塾师。盛白沙到南京读书后,又从扬州请来一位吴玉阶塾师教盛成,后来又将盛成转到一所新式学堂。童年盛成天资聪慧,文章写得好,曾得到学堂一位开明的教师赏识,得到他赠送的《俾斯麦》一书。盛成除了规定书籍之外,还迷上小说,并喜爱古诗,曾写过一首“乌鸦反哺,我语小鸟,汝哺汝母,我哺我母”的小诗,以真挚的童心抒发对母亲的爱。然而,少年盛成也非常调皮,读圣贤书并不大恪守孔夫子的那一套,特喜欢在孩子中间,结伙“打架”,“占山为王”,当头头,做“司令”,跟在大人后面强令吃大烟的烟鬼缴“枪”戒烟,要裹了小脚的姑娘放脚。盛成的种种所谓劣迹惹怒了祖母,遭到祖母的痛骂。
盛成有一位表舅叫孙小山,其堂弟在金山江天寺出家法号荫平。他看到小盛成如此淘气,经常“闯祸”,就将他带到金山江天寺,拜该寺四十四代和尚黄宗仰为师,接受佛门清规戒律约束,收敛“野性”。这年盛成才10岁。黄宗仰给盛成起了个法号叫“唯中”。 盛成虽然做佛门弟子,但终于不是当和尚的人,很快就回家了。然而,这短暂的“佛缘”,对盛成的影响很大。黄宗仰信奉的是佛教的临济宗,这个宗派的教义是“杀祖杀佛”,也就是主张变革,以新更旧。因此,黄宗仰年轻时就投身推翻封建旧制度的革命,与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革命党人结交,还变卖自己的家产,资助孙中山革命,因而被称为“革命和尚”。黄宗仰的革命精神对盛成的一生影响很大。
1910年,盛白沙弃商从军,从两江商业学堂考入南京南洋海军学堂,盛成随兄到南京汇文学院读书,从此离开家乡,踏上艰难的人生之路。盛成在汇文学院读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哥哥盛白沙加入同盟会,参与策动南京下关海军起义。在1911年的光复南京之役中,盛成帮助传递情报,经受了辛亥革命洗礼,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第二年即1912年经韩恢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当年3月,盛成报考南京陆军小学堂,虽然被录取了,但学校胎死腹中,未遂投军报国之志。随后改入南京铁路学校,读书之余求知欲旺盛的盛成,到同窗好友的父亲欧阳竟无门下,学习佛学和儒学。欧阳竟无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爱国者,倾向革命,主张抗日,抗战时期病逝于重庆。20世纪60年代,盛成从台湾到美国之后,应哈佛大学搞禅宗的瑞迟之约,用英文写了《欧阳竟无传》,将自己老师的传记列入《中国现代名人传》。
1914年初,盛成转入上海南洋路矿学校,夏天考入上海震旦学院法语预科,在此结识了徐悲鸿,成为莫逆之交。同年底,其兄盛白沙从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入上海吴淞海军学校,兄弟二人得以经常晤面。盛成曾随兄拜见孙中山,受到孙中山先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勉励。震旦大学在法租界内,租界是外国人的乐园,中国人只是下等公民。盛成痛感封建统治没有彻底打倒,中国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之下。素有反抗意识的盛成怀着仇视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感情,先联络同学杜恩浦,酝酿组织带有反帝性质的学生会,接着又联络复旦大学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发起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当他们在震旦校园内召开筹备会时,法国巡警突然闯入,驱散了学生,抓走了盛成。幸亏震旦学院创始人,时任复旦校长的马相伯出面担保,盛成才被释放并保住学籍,得以继续学习。后来,盛成因写《我的母亲》一举成名,书出版后赠送给许多世界名人。在中国,盛成除了自己的母亲,首先想到的是马相伯,将一册珍本(只印130册)赠给马相伯,并在书上题字:“我的这些珍本是送给国家元首的,你就是我的国家元首,”迟钝不忘当年救助之恩。在震旦学院学习期间,盛成常和同学徐悲鸿到哈同花园,在这里与黄宗仰重叙师徒之情,继续向他学佛,并经黄宗仰介绍,拜章太炎为师,每个星期日听这位学问家和革命家讲《庄子》。这一时期,盛成开始接触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译著和文章,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康有为的出国考察游记等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道理和向西方学习,振兴衰败中国的主张,都深深打动了盛成,开阔了他的心胸,促成了他产生出国留学的强烈愿望。
1917年,盛成从震旦学院毕业,考入长辛店京汉铁路见习所当工人。在北上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位江苏同乡,即与仪征一江之隔句容县的葛定荣。这一机缘巧合为盛成参加伟大的“五四”学生运动创造了条件。葛定荣是北大经济系学生。两人认识后,盛成经常到北大看望老乡,从而结识了不少北大同学。这些热血青年聚在一起时,经常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缘。1919年5月初,当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订丧权辱国“和约”的消息传来时,北大学生义愤填膺,集会抗议,并议决第二天游行示威。5月4日这天,盛成加入了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冲进东交民巷,亲历了火烧赵家楼的场面。“五四”以后,盛成回到长辛店,向工友们报告了北京城里发生的大事,鼓动长辛店工人响应学生的爱国行动。在盛成的提议和在工人中有影响的李茂根等工人师傅支持下,组织“救国十人团”,车务见习所、艺员养成所和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的青年知识分子闻风而起,“十人团”很快发展到500多人。5月下旬,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联合会”, 盛成被推举为会长。十人团成立以后,立即投入到抵制日货运动,他们以十人为一组,分散到城镇、农村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抵制日货。作为会长的盛成,亲自到街头、农村演讲,讲到激动处声泪俱下。联合会还出版油印小报,刊登各地爱国运动进展情况和抵制日货的消息,并成立检查团,到商店、火车上检查日货。当卖国政府对游行学生进行镇压、引起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学生时,长辛店铁路工人也上街游行示威。长辛店工人的爱国行动引起京、津两地学生的注意,他们不断派人到长辛店联络。作为长辛店铁路工人运动领袖的盛成,在与京津学生互相支持的斗争中,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和天津学生领袖人物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从此开始了与周恩来长达几十年的友谊。盛成到法国留学后,与周恩来保持通信联系。1920年12月28日,他按周恩来的来信,赶到里昂迎接到法国留学的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人。1921年,与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等一起发动维护勤工俭学学生利益的“二·二八”斗争。抗战时期,在武汉时,两人也有不少接触。20世纪60年代,盛成摆脱台湾当局控制,辗转美国再到法国时,找当时的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要求把台湾护照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据说是得到周总理批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盛成思乡心切,致书周总理,周总理审时度势,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暗示盛成暂缓回国。根据盛成晚年回忆录《旧世新书》中记述,事情的前后经过大致是这样的:盛成再次到法国时,与老朋友郭秉毅及其弟郭劳为联系上了。郭劳为与国家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冶秋到法国搞文物展览。盛成见到郭劳为,告诉他自己想回国。郭劳为回国后,盛成打电报给郭劳为,请其兄郭秉毅将电报转交周恩来,表示自己想回国的心愿。郭秉毅到总理办公室将盛成的电报交给总理后,总理看了很久,什么话也没有说,于是郭就退出来了,以后再也没问此事。这些具体情节,是盛成回到祖国后郭秉毅亲自告诉他的。盛成对郭秉毅说,我很理解周总理的处置方法,因为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回来问题很多。并无限感慨地说:“若非总理,我当初贸然回国,恐怕早已‘青山埋忠骨’了”。因此,当1976年1月盛成在美国时,惊闻周总理逝世的噩耗,立即挥泪写下一首挽诗:“翔宇翔宇,你何曾去,我今哭你,多此一举”。 翔宇是周恩来的号,他过去与盛成通信时都用翔宇署名。
盛成在五四期间,不仅认识了周恩来等学生领袖,还认识了吴稚晖。吴那时是唐山路矿学校国文教师,常在报上发表提倡勤工俭学的文章,他一见盛成就说盛最符合勤工俭学的条件,鼓励盛成到法国勤工俭学,并为盛成等人向华法教育会写通乐娱乐网址信。在震旦学院法语预科读书时,盛成就有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想法,吴稚晖的通乐娱乐网址正符合自己的心愿。正好这年11月,盛成和郭维海、高凤藻三人作为长辛店工人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他留在上海为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和筹措旅费奔走。在走投无路时,他又写信给吴稚晖求援,吴非常热心,又写信给华法教育会为盛成、高凤藻求助,并函告盛成,汪精卫已由欧回沪,要盛携函找汪帮助。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虽然没有直接解囊,但要陈璧君的侄子带盛成到华法教育会上海办事处找高博爱。高同意为盛成代办一切出国手续,但四百元旅费还得由盛成自己想办法。盛成参加工作不久,收入甚微,自己进上海震旦学院时母亲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家里再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了。在“山穷水复疑无路”时,突然“柳暗花明”。正巧,全国各界联合会期间,盛成遇见同是会议代表的黄兴夫人徐宗汉。徐宗汉见盛成愁眉不展,便问他近况如何。盛成不愿说出真情,徐宗汉则一再表示,虽然克强(黄兴)不在了,我对他的同袍却不曾忘记。盛成说出留法的事后,徐宗汉当即答应资助二百元。还缺二百元无法筹措,正好有一位震旦同学,船票订好了因故不能启程,决定以二百元以内价格转让。盛成当机立断将此票购下。这一转折,决定盛成开始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11月7日,盛成特地回到家乡仪征,辞别已三年不见的母亲。然后专程去南京棲霞山和支那内学院拜别黄宗仰上人和欧阳竟无两位恩师,回到上海,又与徐宗汉、冯清扬、郭维海、高凤藻等前辈和战友一一握别辞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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