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文记】钟惺、谭元春:诗,活物也;诗,清物也(上)

作者:芷蘭齋 / 公众号:zhilanzhaiweili 发布时间:2018-10-04

竟陵派是晚明时期著名的一个文学流派,此派以钟惺和谭元春为代表,因为钟、谭都是竟陵人,故而该派被称之为竟陵派,他们的文风也被称为“钟谭体”,这个称呼最早来自于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间,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驾驭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就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而《明史·文苑传》则将该派称之为“竟陵体”:“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友夏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

钟惺撰《隐秀轩集》明天启二年沈春译刻本
竟陵派的兴起跟当时的公安派有一定的关系,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中有这样一段话:“钟敬伯、谭友夏共选《古诗归》《唐诗归》,风行一时,几于家弦户诵。盖承前后七子肥鱼大肉之后,近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路,其人人所读,若李太白之《古风》、杜少陵之《秋兴》诸作,皆不入选,所谓厌刍豢思螺蛤也。唯钟、谭于诗学虽不甚浅,他学问实未有得,故说诗既不能触处洞然,自不能抛砖落地,往往有‘说不得’‘不可解’等评语,内实模糊影响,外则以艰深文固陋也。”
陈衍的这段话说得很形象,他说钟、谭共同评选的《古诗归》和《唐诗归》风行于天下,而如此畅销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已经厌腻了前后七子所倡导的诗风,陈衍把这种诗风比喻成“肥鱼大肉”,针对这种情况,钟、谭特意将唐诗中的“清瘦淡远”诗作选出来,于是让天下爱诗人大感爽快,这也就是钟、谭所选诗作得以畅销天下的原因。接下来陈衍对这种选诗方式以及评诗方式并不首肯,虽然如此,钟、谭所选之诗风行天下,则显然是一个事实。
陈衍的这段话直接将竟陵派接续上了前后七子,完全没有提及竟陵派跟公安派是什么关系。其实公安派兴起之时,竟陵派还未形成,而钟惺跟袁中道也是很好的朋友,那个时候袁中道认为,公安派本在湖北,而钟、谭所处的竟陵也同属湖北一地,故希望钟、谭二人能够统一在袁宏道的旗帜下,共同张扬楚风,也就是希望他们一并支持公安派。

钟惺评《袁中郎全集》四十卷,明崇祯二年武林佩兰居刻本,书牌

钟惺评《袁中郎全集》四十卷,明崇祯二年武林佩兰居刻本,卷首
袁中道为什么要去联合竟陵派呢?邬国平在《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一书中分析道:“竟陵派与公安派由于面临共同的论敌前后七子,以及其他某些文学主张的相近(如都肯定性灵之言,都主张信心而作),加之两派在地域上都处于楚地,互相过从较多,这使他们互相的关系与其他文学流派相比,显得较为密切,以至袁中道公开提出与钟惺等人同宗袁宏道之长,共张楚风的意见,其实质就是希望继袁宏道之后,重振公安派雄姿。”
但钟惺拒绝了袁中道的提议,这个结果显然令袁中道很不爽,后来《诗归》风行天下之后,中道借此对竟陵派提出了批评:“杜之《秋兴》,白之《长恨歌》,元之《连昌宫词》,皆千古绝调,文章之元气也。楚人何知,妄加评窜。吾与子(钱谦益)当昌言击排,无令后生堕彼云雾。”中道说,《诗归》竟然连杜甫和白居易的千古名篇都不选入,并且对这些古诗还胡乱评价,所以他邀请钱谦益共同来抵制该书,其目的就是不令后辈们受害。
其实,袁中道的批评也有其道理,因为钟惺在《诗归序》中批评了前后七子,同时也批评了公安派的诗观:“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手口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无以服其心,而又坚其说以告人曰:‘千变万化,不出古人。’问其所为古人,则又向之极肤、极狭、极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

钟惺评《春秋左传》三十卷,明崇祯四年毛晋汲古阁刻本,书牌

钟惺评《春秋左传》三十卷,明崇祯四年毛晋汲古阁刻本,卷首
前文提到公安派是力矫前后七子之弊,刻意地让诗歌通俗化、口语化,针对公安派的这个观点,钟惺提出了反驳,他认为专门来写这种肤浅之诗,就会令世人不了解真正的古诗是何种面目。
袁中道拉拢钱谦益反击竟陵派,果真得到了钱的响应,钱谦益所撰的《列朝诗集小传》有《钟提学惺》一篇,钱在此文中首先提到了钟、谭所选《诗归》的畅销:“(《诗归》)譬之春秋之世,天下无王,桓、文不作,宋襄、徐偃德凉力薄,起而执会盟之柄,天下莫敢以为非霸也。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丘尼之删定。”
钱谦益明确地说,钟惺考中进士之后,就想独自创出一个诗派,钱总结这个诗派的特点是“深幽孤峭”,这四个字几乎成了后世评价竟陵派诗作的定语,同时钱谦益也说,这类诗风叫做“钟谭体”,该书影响之大,以至于到了凡是读书人家都会有一部《唐诗归》《古诗归》,而钟、谭在这两部书中的评语,也被人视之为诗学圭臬。钱说这些人读到钟、谭的评语就几乎将其视之为孔夫子删诗那样的重要,当然,他的这句话不无讽刺意味。

钟惺评《三国志注钞》十六卷,清顺治戊戍赵吉士刻本
如果前边的这段话算是对钟、谭夸奖的话,那么接下来钱谦益开始对这两人的诗学观点大加讨伐:“而寡陋无稽,错谬叠出,稍知古学者咸能挟.以攻其短。《诗归》出,而钟、谭之底蕴毕露,沟浍之盈于是乎涸然无余地矣。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其僻见之是师,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
钱谦益在这里用了很多难听话来贬斥钟、谭所选之诗以及相关评语,而钱贬斥“钟谭体”的这些形容词,也成了后世批评竟陵派时不断引用的字句。接下来,钱谦益认为“钟谭体”给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摘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以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以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辁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盛叹悼哉!……唐天宝之乐章,曲终繁声,名为入破;钟、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余岂忍以蚓窍之音,为关雎之乱哉!”在这里,钱谦益认为,钟、谭的这种评诗风格简直就是亡国之音。
自钱谦益贬斥竟陵派后,直到民国年间,对于竟陵派的批评一直是社会的主流,郑艳玲在《钟惺评点研究》一书中称:“清代的钟惺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反对派主流;二是支持派旁支。”看来批评竟陵派是清代文学界的主流,而支持者因为声音太过微弱,也只能称之为旁支。比如清诗大家朱彝尊就在《静志居诗话》卷十七中对竟陵派予以了严重的斥责:“《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獒杂祸也,唯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而一时纸贵,闽人蔡夏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朱彝尊的斥责之声基本上跟钱谦益同调。由此可见,钱谦益的这个定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钟惺评《公羊传》明崇祯九年陶珽刻本
那么,钱谦益为什么要对竟陵派给出这种严重的批评呢?除了诗学观点的不同,其实从个人关系来说,也有很大的因素。当年在参加科举考试时,钟惺和钱谦益都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钱谦益是该年探花,而钟惺为第十七名。关于这场科考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汤宾尹经过一些手段把本为状元的钱谦益排后,而将韩敬列为第一,自此之后,钱对汤宾尹十分的痛恨。
钱在编选《列朝诗集》时,就没有选汤的诗作,自然也就没有为他列传。然而钟惺却跟汤宾尹关系特别好,钟将汤喻之为“救时宰相”,他在《汤祭酒五十序》中对汤进行了大大的夸赞:“汤先生意度高广人也,其肝肠栩栩然见于须眉鼻吻之间。与先师雷何思太史善,其人亦相似,皆怜才而喜谈天下事,于士有一之不知,尝引为耻;事有一之不可为,不啻身忧之。循资旅进,异日皆可为救时宰相。”而汤也对钟特别推崇,他在《钟伯敬像赞》中是如此的夸赞钟惺:“其貌甚癯,博味先王乃甚腴。其情甚孑,愤发天下之事乃甚热。其气体甚弱甚柔,擘古今之得失,决豪杰之雌雄,乃甚壮甚遒。我仪其人,朝莫见之。舍于松下,拂披清飔。以讽以诵,《史怀》《诗归》。”
顶替钱谦益成为状元的韩敬,当然也就成了钱谦益的仇人,但后来发生的党争,韩敬也没得到什么好处。然而钟惺也跟韩敬关系特别好,当韩敬的事情已经得以昭雪之后,他仍然住在吴兴老家,万历四十七年时,钟惺特地去看韩敬,并且给他写了三首诗,其中第一首为《得韩求仲书并所选文二编感而有寄》,此诗的前两句为:“十年明一冤,人生年几十?可见始祸人,为谋亦不失。”可见钟惺在竭力地替韩敬鸣冤。那么反过来,钱谦益直到晚年都在痛恨韩敬顶替自己当了状元之事,他若得知钟惺反而替韩敬说话,那么他对钟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

《水经注》四十卷,明崇祯二年小筑藏板本,谭元春序言一
虽然如此,但是钱谦益跟钟惺之间并没有到翻脸的程度,钱还有两次专程去看钟,但不巧的是两次都未曾见到面,而钟惺也特意写诗表示了歉意,其中一首为《喜钱受之就晤娄江先待予吴门不值》:
不敢要君至,既来弥解颜。
友朋相见意,形迹亦何关。
两度来迎候,孤舟费往还。
可知心过望,正以事多艰。
学道身初健,忧时神颇孱。
浮沉十载内,毁誉众人间。
试看予流寓,何殊子入山?
机缘如互凑,述作有余闲。
对于这首诗,邬国平评价说:“钟惺这两首诗虽然也表达了对钱谦益的思念、慰劝,以及对重逢的向往,但是两人之间的某种疏远、陌生乃至隔阂,也是分明能从诗中感受出来的,完全不同于他与韩敬那样的惬洽密切。”
从表面看,两人虽然没有闹翻,但是钱谦益的确看不上钟、谭的评点,故而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同样有指摘谭元春的话,比如丁集中《谭解元元春》有这样一段评语:“吴门朱隗曰:‘伯敬诗“桃花人事少”,诋之者曰:“李花独当终日忙乎?”友夏诗“秋声半夜真”,则甲夜、乙夜秋声假乎?’云子本推服钟、谭,而其言如此。”
这段话的原始出处,见于明朱隗《明诗平论》中《秋夕集周安期陶公亮陈则梁赵承琢胡用涉金正希拍鸾堂看月》,朱隗在“秋声半夜真”一句下的评语:“最是竟陵习语,不恨清态,正坐浮耳。诋之者常举伯敬‘桃花少人事’,谓:‘李花当独终日忙乎?’今云‘半夜真’,则前此后此秋声尚假?论诗虽不必如此戏谑,要之率尔语亦当简洁,病在为炼。”由此可知,钱谦益的这段引用,显然有着歪曲的成份,因为朱隗的原话本是一句戏谑语,而钱谦益却将其改成了肯定性的评语。所以前人的评价无论是褒与贬,一定要弄清楚,他做出如此判语的背后原因,看来,做到完全的公正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水经注》四十卷,明崇祯二年小筑藏板本,谭元春序言二
其实从文学观念上来说,竟陵派直接受公安派的影响,比如公安派所看重的“真诗”以及“性灵”等观念都被竟陵派所继承,然而这两派在文学趣味上还是存在差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这两派的差异总结为两点,一是公安派并不反对文学复古,因为他们只是不满于前后七子仿古蹈袭的做法,他们强调作家自己的创造,但是竟陵派更加看重向古人学习;而第二点则是公安派强调于“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这种做法使得该派的诗作变得浅俗,而竟陵派则要求从古诗中体味出精神。但从诗作的特性来说,竟陵派也确实存在钱谦益给他们总结的那四个字——深幽孤峭,比如钟惺所作的《宿乌龙潭》:“渊清息群有,孤月无声入。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润飞潜,中宵万象湿。……”
此诗中用了不少的阴性词,比如孤月、无声、冥漠、晦、寒影等等,对于这些词,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给予了如下的总结:“此诗凸显在诸诗中的幽寒凄清的基调,大概就是竟陵派作家所要追求的‘幽情单绪’‘奇情孤诣’的创作境界吧。”这样的诗作也就决定了竟陵派诗风的基调。

旷野中的文魂
钟惺和谭元春是出于怎样的动机,要选出唐与古这两部《诗归》?谭在《退谷先生墓志铭》中说过这样的话:“万历甲寅、乙卯间,取古人诗,与元春商定,分朱蓝笔,各以意弃取,锄莠除砾,笑哭由我,虽古人不之顾,世所传《诗归》是也。”这句话只是说,他们两人在两年的时间内,分别用朱笔和蓝笔进行选择和评点。但谭并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钟惺则在《与蔡敬夫》中提到了这么做的缘由:“每念致身既迟,而作官已五载,以闲冷为固然,习成偷堕,每用读书做诗文为习苦销闲之具。别后凡有所作,历境转关,似觉渐离粗浅一道。家居,复与谭生元春深览古人,得其精神,选定古今诗曰《诗归》,稍有评注,发覆指迷。盖举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见于世者,一标出之,亦快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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