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又一代戏曲人用汗水浇灌出的艺术春天

作者:文艺报1949 / 公众号:wyb19490925 发布时间:201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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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人文拓展 多维探索
文 |景俊美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戏曲变化巨大的40年,从最初的百废待兴,到后来的百花齐放,再到今天的重整向前。40年来的戏曲艺术,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好剧目,也成长起来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编导人员和演职人员,好剧目、好主创与好演员之间的相互促发,推动了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伴随着成就、收获与喜悦,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与曲折,这些一样需要我们去正视和面对。惟其如此,一代又一代戏曲人的汗水才能真正浇灌出戏曲艺术的春天。
新编历史剧的人文拓展与文学输氧
改革开放以来,新编历史剧曾出现过一度的辉煌。特别是以“三驾马车”王仁杰、郑怀兴、周长赋等为代表的福建史剧的勃兴,以强势的力度彰显了新编历史剧的磅礴之气与慷慨沉郁。回溯历史,1980年代正是“西学”再次“东渐”与本土重新建构双重互动的文化交锋时期,中西跨越与古今贯通的文艺思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戏剧创作领域。剧作家一边向外学习一边向内归省,以启蒙意识与理性色彩彰显了历史剧的时代品质。川渝的魏明伦、徐棻,北京的郭启宏,湖南的陈亚先,这些剧作家在植根于传统并以包容的开放意识迎接新学的前提下,相继诞生了属于时代又体现自我认知的历史新剧《董生与李氏》《节妇吟》《新亭泪》《傅山进京》《状元与乞丐》《夕照祁山》《潘金莲》《欲海狂潮》《南唐遗事》《曹操与杨修》《徐九经升官记》《建安轶事》等,这些很多在今天依然常演常新、令人深思的历史剧目,常常被评论界冠之为“人文戏曲”,引领了40年来历史剧创作的艺术风向:文本上逐步由伦理道德向人性哲理的维度拓展,人物塑造不断突破类型化和扁平化手法,舞台呈现则由以演员为主体向以演员为核心的整体呈现发展。

《董生与李氏》
《曹操与杨修》
与“人文戏曲”相辅相成的,是戏曲剧目从文学经典、民间故事、口头传说等艺术样式里汲取营养而进行的创作。这类创作不仅是中国戏曲发展了七八百年来剧目积累的重要来源,而且是有艺术难度和艺术智慧的理性选择。由湖北省京剧院创排的《徐九经升官记》,来源于单口相声《姚家井》。该剧是一出以丑角为主的优秀喜剧,唱、念、做并重。1981年赴京演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全国有200多个院团移植了该剧,这一创作也成为新编历史剧的一段佳话。继《徐九经升官记》之后,湖北省京剧院信心十足,相继推出了《膏药章》《法门众生相》《药王庙传奇》等一系列优秀剧目,制造了舞台创作“五连冠”的艺术景观。雪莱说:“诗是以它永恒的真实表达出来的关于人生的真正图景。”戏剧亦然,特别是新编历史剧。当然,真正好的历史剧创作,还是根据人物行动的内涵,来确定具体的表现手段。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新编历史剧创作,从古今中外之文学经典中改编成功的戏曲剧目不胜枚举。特别是近年来的世界经典移植,如《图兰朵》《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美狄亚》等,创造了诸多戏曲剧种与剧目辉煌。其中,根据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改编而成的川剧《欲海狂潮》便是一部得益于外国文学经典的好剧。该剧由徐棻操刀,把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颇有挑战性的“思辨”故事进行了“麻辣味”十足的川剧演化。剧中被不断重复的两句话——“如果没有欲望,你将怎样生活”“如果只有欲望,生活又是什么”,以极强烈的艺术质感直逼观众的心灵世界。
现代戏创作的高起点与舞台实践
同样都是新编剧目,与新编历史剧相比,现代戏高起点的基础,开启了这一戏剧样式此后40年的发展历程。以荣获第11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的豫剧《焦裕禄》为例,编剧在塑造焦裕禄这一舞台艺术形象时,并没有停留在高大全式的单向度人物塑造,而是从典型事件中寻找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展现一个好官首先是从一个有思考、有困惑、有犹豫、有挣扎的真实的“人”做起。唱词“百姓歌”里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你是重还是轻;老百姓心里有面镜,知道你是浊还是清。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千万条树根把大树撑”,说的都是老百姓的俗话,通过焦裕禄的口传递的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党群关系的价值判断。看似是一个老题材,它却有唤起当代观众强烈共鸣的能量,这主要得益于题材本身饱蕴了当代人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与之相匹配的,还有该剧的二度创作,表演上特别注重节奏和韵白,注重表演动作和程式化的艺术提炼。植树舞、抗洪舞,特别是连续六次大劈叉动作表现焦裕禄抗洪艰难直到晕倒的舞台处理,很好地展现了身段在现代戏中的重要意义,也是解决“话剧+唱”这一常被诟病的现代戏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焦裕禄》
戏曲艺术表现现当代人的生活情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1981年举办的戏曲现代戏会演,很好地检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戏创作的成就,这是继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之后的又一次现代戏盛典,开启了现代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题材广泛、哲蕴深厚、表演突出且能很好运用现代艺术元素创造戏曲意境的现代戏曲剧目。如京剧《药王庙传奇》《膏药章》《骆驼祥子》《华子良》、川剧《金子》《变脸》《山杠爷》《死水微澜》、评剧《风流寡妇》《我那呼兰河》、蒲剧《土炕上的女人》等。上述多数剧目,较好地探索了生活的质感与戏剧的美感的有机结合,有的剧目以思想上的力道见长,有的则以探寻人性探幽为自身特色,也有的善于映现生活中的哲理性意蕴,或者彰显了时代意识的高度觉醒。

《狗儿爷涅槃》
要保持原发的艺术生命力,戏曲当然要与时俱进,突破题材束缚,展现当代人多维度的生活面向和时代风貌。近年来,现代戏创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新的发展时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阔步前进、趋向成熟的时期,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历史性突破、全面走向成熟的新阶段。这种成熟既表现在其在艺术层面上的回归与探索,也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多维度拓展。随着国家层面上对戏曲艺术的政策扶植,眼光向下的服务理念使得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已经持续开展了三届,现实题材创作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弘扬。特别是近年来诞生的既有较好口碑又有艺术探索的现实题材现代戏如秦腔《狗儿爷涅槃》《西京故事》、沪剧《挑山女人》、茂腔《失却的银婚》、豫剧《焦裕禄》《香魂女》《村官李天成》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现代戏的现代性高于一切。这里的“现代性”,既包括思想上的现代性思考,也包括艺术形式上戏曲的本体化、本土化和戏曲化等的现代性探索。
整理改编传统戏的多维探索与精致表达
1983年,于戏曲人而言意义非凡。这一年,在经历了舞台长久萧条沉寂的历史后,戏曲人开启了评判自己的一个新坐标——取意“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梅花奖为中国的戏曲事业点亮了夜空。自此,几经变幻、更新、添补或加减的“梅花奖”成为戏曲人实现自我、认知自我的一个重要坐标。张继青、叶少兰、任跟心、晓艇、刘长瑜、李维康、郭泽民、谷文月、刘玉玲、王蔓苓等这些第一届获奖人选成为后来戏曲事业的重要领军人物,传统戏在这个时候的重要地位也被凸显出来,各院团开始逐步恢复传统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昆曲《牡丹亭》《朱买臣休妻》《李慧娘》、京剧《白蛇传》《玉堂春》《秦香莲》《凤还巢》《打渔杀家》《春草闯堂》《霸王别姬》《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吕布与貂蝉》《群英会》《周仁献嫂》、蒲剧《挂画》《拾玉镯》《打神告庙》《黄逼宫》《徐策跑城》《杀驿》、川剧《逼侄赴科》《问病逼宫》等,这些在今天依然脍炙人口并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被整理改编出来,并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戏曲风向。时至今日,很多看过张继青现场表演的戏迷,依然有一种“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结,因为他们“看了她的表演,才知道昆曲之美”“听了她的唱,再听不得别人的了”。
当然,传统戏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于一代又一代戏曲人的智慧累积。于是,我们看到的豫剧《花木兰》之所以亮丽动人,既因着常香玉细腻而考究的表演,又离不开那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从《木兰诗》到徐渭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再到京剧《木兰从军》、桂剧《木兰从军》等跨度近1500年,积淀出深厚的中国文艺故事体系和古朴天然的人物情感与美学精神。这些不断附加的文化元素,构筑了戏曲艺术自成体系的有关艺术的、文化的乃至性别意识上的自我发现。所以,传统戏有技艺的、审美的和文化上的高度和难点,但也有需要结合时代的、地域的甚至是演员个体的自我表达,故而剧种与流派的意义在戏曲的评价体系中尤其需要被重视。
改革开放40年,传统戏经历了“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创新”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换句话说,40年的发展历程又是对戏曲艺术不断客观而理性认知的完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舞台技术与时代审美的发展完善,传统戏的价值维度也在不断地被发现、被认知。故而从1985年开始提出的“音配像”到2001之后掀起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都包含着对包括戏曲艺术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方面的再认识,也或者说,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如何发展的再认识。因此,面对传统我们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之于民族未来的重要意义。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文化自信,更是被激荡、高扬起来。迎着这股文化大潮,特别是《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以后,戏曲艺术的外部环境逐渐好转,传统戏的魅力被越来越多的业内外人士所关注。整理改编的优秀传统剧目层出不穷,比如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京剧《白蛇传》、秦腔《三滴血》、豫剧《红梅记》、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曲剧《白兔记》等,这些整理改编后的剧目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艺术的技、艺精华,也巧妙地融入了当代人的审美取向。
不过也有令人忧思的所在。就现代戏而言,其意义自然不仅仅在于写当代、演当代,更在于通过写和演,去触及当代人的灵魂。在现代戏表现当代生活还存有大量盲区时,戏曲人不得不思考并不断探索戏曲的现代化和当代体系问题。当下新编历史剧几乎变成了各地名人大普查,故事老套,人物老套,结构也老套。整理改编传统戏的舞台实践巧妙而鲜活地融入了当代人的审美取向,这是令人可喜的收获,然而对这些新的变动引发的戏曲发展问题,当下的评论界缺少洞见式的理论关照。整体而言,戏曲艺术的评论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单一剧目的解释性文章多,戏曲本体、戏曲热点、戏曲事象的深入分析少。与舞台美术的生动实践相比,舞台美术评论人才的奇缺几乎使这一领域目前处于失声状态,也是一个值得戏曲人警醒的问题。
如果说40年就一个人而言,可以从一个婴孩成长为一位中年,从懵懂无知到四十不惑;那么40年于历史的长河而言,则如白驹过隙般转瞬即逝。细化到某一个领域,40年对于发展了几百年的戏曲艺术而言,它的历史不算很长,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它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总结来路、明晰自我、定位自我,进而发展和壮大自我。这正是站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回望戏曲艺术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也是戏曲从业者满怀期待的起点。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2月10日4版
本期编辑 | 丛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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